２００３年３月，世界经理人资讯公司ＣＥＯ丁海森将公司总部由纽约迁至北京。此时，正是ＳＡＲＳ疫情开始在京城暗涌。不久，疫情爆发，惊天动地，北京经济生活戛然停顿，也令不少外商外资止足不前，但说到自己的选择，丁海森仍十分坦然，对于经历过“９．１１”生死一役的人来说，眼下的非典似乎也不在话下。

　看好中国咨询市场

丁海森深深地记得，２００１年９月８日的夜晚，他坐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办公室里，打算整晚不睡觉办公。那晚，他意外地接到了学校的Ｅｍａｉｌ，让他务必于第二天上午到校。就这样，他连夜搭乘“灰狗”（巴士公司）从纽约赶往波士顿。在他的记忆中，那夜的月光分外皎洁明亮。其实如果没有两天后那场举世瞩目的灾难，那天的月色却也再普通不过。

“在９．１１恐怖袭击中，公司的一名律师丧身，我的一位师兄不幸乘坐了那架撞向世贸的飞机。朋友随双子塔消失，数不清的美国人在排队举行葬礼，自己精心布置的办公室转眼间化为废墟，对我个人精神上的震动和情绪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。”丁海森回忆说。

“９．１１”后近乎一年时间，丁海森的世界经理人资讯的业务基本停滞。直到２００３年３月，丁海森将总部搬到北京。他告诉《财经时报》，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是“基于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综合判断”。

他认为，在没有确切得知“非典”变化趋势之前，任何预测都是缺乏根据的。而对经济增长的估计取决于“非典”流行时间，而流行时间长短取决于政府对“非典”控制的力度。

　据他分析，ＳＡＲＳ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与影响并不会如国外分析的那样严重：其一是国际投行可能高估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水平；其二是受ＳＡＲＳ影响的中国旅游业或航空业等根本不足以影响宏观经济；其三是利用外资，中国首季ＦＤＩ（外国直接投资）的高速流入在今后的确难以维系，但外资在中国固定资产和存货投资中的重要性都不高，ＦＤＩ的流入和商品出口对中国的意义，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创造就业和技术外溢方面，而不是ＧＤＰ的增长率方面。

这些判断让丁海森把目光紧紧锁定到中国的咨询市场，并重新开始调整自己的战略方向：专注于与技术相关的管理咨询。为此，他提出了“技术（Ｔ）＋ 管理（Ｍ）＝ 成功（Ｓ）”的理念。

丁海森认为，与国外同行相比，国内企业的主要问题是“技术＋管理”的人才少，中国有很多好的程序员、系统分析员、业务专家，可惜的是，看不到他们有比较完美的结合。“中国是制造大国，而我们的技术管理咨询将集中在制造技术。目前我们正协助广东一家领先的高科技公司再造产品开发流程；协助浙江一家大型家电生产企业将采购提高到世界级水平；还为中国一家数一数二的工业公司引进精益生产方法等，我们都致力于帮助客户实现生产能力、效率和质量的极大改善，对其盈利产生切实而持久的影响， 总之，技术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”。

　　知遇欧元之父

丁海森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。出国前，丁在国内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广告传播公司。１９９８年，如大多数远渡重洋的青年一样，丁怀着对外部世界的憧憬踏上美国之旅。原本是想在美国走走看看，扩充视野和学识，但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结识了１９９９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、“欧元之父”蒙代尔（Ｒｏｂｅｒｔ Ａ． Ｍｕｎｄｅｌｌ）教授。

蒙代尔向丁海森提供了两条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生建议：一是留在美国做生意，二是到知名学府深造。而丁海森的选择颇有“鱼和熊掌”兼得的意味。与蒙代尔在纽约创办公司从商的同时，到美国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求学进修，在蒙代尔的指导下，他开始了商业和学业的双重积累。

此次，在将世界经理人资讯搬到中国的同时，丁海森也将全球制造商有限公司“移植”到中国。同时兼任世界经理人集团ＣＥＯ和全球制造商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丁海森，更愿意这样形容自己的身份：“在全球制造商面前我扮演着父亲的角色，把握着总体的发展方向；而在世界经理人面前我则像个母亲，需要操持很多日常事务。”

“我虽然是地道的中国人，但我更喜欢外国人的处事哲学：简单、直接、不拐弯抹角。”丁海森向记者强调，咨询理念、独特的管理方法论和国际化的顾问团队，是其公司成功的三大“知本后盾”。

但他也坦言，作为国际咨询公司之一，进军中国市场首先要面对的障碍是本土化。目前，中国咨询业市场竞争不可谓不激烈，国际咨询公司前５０强中，有多一半已在中国落户多年；本土咨询业也在得到长足发展，汉普、北大纵横、新华信等国内本土咨询公司，依靠本土化根基的优势，在一些竞标当中屡屡击败国外老牌咨询企业。

与此同时，进入中国市场较晚、在中国知名度不高，则是丁海森和他的世界经理人资讯公司不可回避的现实和劣势。如何通过国际化的优势，填补本土化的空缺；如何将中国本土经营融入到国际化的模式中去，这是丁海森正在思考的课题。

来源：财经时报